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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運動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

2021年4月13日

1919年上半年,協約國在巴黎舉行“和平會議”(即巴黎和會)。這次和會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取勝的幾個帝國主義強國把持下進行的。中國政府因戰時參加後來的戰勝國協約國一方,也派代表出席和會。中國代表在會上提出廢除外國在中國的勢力範圍、撤退外國在中國的軍隊等七項希望和取消1915年中日協約(以日本提出的殖民地化中國的“二十一條”為基礎)及換文的陳述書。這兩項提案是合情合理的,但都遭到了拒絕。會議竟規定德國應將中國山東獲得的一切特權轉交給日本。和會給予中國的,隻是歸還八國聯軍侵占北京時被德國奪去的天文儀器而已。中國代表指出,“此次和會條件辦法,實為曆史所罕見”,並對和會的這種做法提出抗議。但是,北洋軍閥政府屈服於帝國主義列強的壓力,居然準備在這樣的合約上簽字。消息傳到國內,激起了各階層人民的強烈憤慨。以學生鬥爭為先導的五四愛國運動就如火山爆發一般地開始了。

1919年5月3日,北京大學學生和北京十幾所學校的學生代表舉行集會,決議致電巴黎專使,要求拒簽合約,學生們情緒激昂,決定次日舉行示威遊行。5月4日,北京十幾所學校的學生3000餘人齊集天安門前舉行示威。由於反動當局公然表彰曹汝霖等並再次嚴令取締愛國運動,從6月3日起,北京學生重新走上街頭講演。這時,一個重要的事實發生了:中國工人階級開始以獨立的姿態登上政治舞台。五四運動就這樣突破了知識分子的狹小範圍,成為有工人階級、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參加的全國規模的群眾運動。

正是在五四運動前後,中國的先進分子從巴黎和會所給予的實際教訓中,開始看出帝國主義列強聯合壓迫中國人民的實質,這是社會主義思想在中國進一步傳播的直接原因。中國早期信仰馬克思主義的人物,主要有三種類型:第一種,是“五四”以前的新文化運動的精神領袖。其代表除李大釗以外,就是陳獨秀;第二種,是五四愛國運動中比較年輕的左翼骨幹。其代表為毛澤東等。第三種,是一部分原中國同盟會員、辛亥革命時期的活動家。其代表為董必武等。這些有著不同經曆的先進分子殊途同歸的事實表明,拋棄資本主義的救國方案,走馬克思主義指引的道路,是相當多的中國先進分子共同作出的曆史性選擇。這是“五四”以後新文化運動最基本的特征。

五四運動是中國近代革命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事件。它的曆史意義,在於它帶著為辛亥革命不曾有的姿態,這就是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對帝國主義和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對封建主義,啟導廣大人民的覺悟,準備革命力量的團結。五四運動對社會主義思潮在中國的蓬勃興起,起到極大的推動作用。它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並與工人運動的結合,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在思想上、幹部上做了準備。因此,它標誌著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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