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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鬥爭

2021年11月26日

日本侵略者不停步地向中國進攻,企圖獨占中國。國民黨統治集團在傾全力“圍剿”長征中的工農紅軍時,對日本侵略者節節退讓。但是,一個全副武裝的民族敵人深入國土這一事實,不可能不造成全國人民反抗侵略者的熱潮。

一二·九運動和抗日救亡運動的新高潮

日本侵略者在侵占東北後,加緊了對華北的爭奪。1935年6月中旬,在日本脅迫下,國民黨“中央軍”撤出平津和河北,整個華北危在旦夕。北平學生悲憤地喊出:“華北之大,已經安放不得一張平靜的書桌了!”

在中共地下組織的領導下,北平學生在1935年12月9日舉行聲勢浩大的抗日遊行,遭到國民黨軍警鎮壓,由此開始的一二·九運動迅速波及全國。許多大中城市的學生和工人紛紛投身抗日救亡運動。上海和其他地方的愛國人士和團體成立各界救國會,要求停止內戰,出兵抗日。抗日救亡鬥爭發展成為全國規模的群眾運動。

12月下旬,在黨的領導下,北平學生聯合會組織平津南下擴大宣傳團,到河北農村進行抗日宣傳,走上同工農相結合的道路。在宣傳團基礎上,1936年2月初,成立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很快發展到2萬餘人,對團結廣大青年、促進抗日救亡運動發揮了重要作用。

一二·九運動揭露了日本吞並華北進而獨占中國的陰謀,打擊了國民黨的妥協退讓政策,極大地促進了中華民族的覺醒,標誌著中國人民抗日救亡運動新高潮的到來。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的製定和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

全國抗日救亡運動新高潮的興起說明,中國已處於政治形勢大變動的前夜。把各種要求抗日的力量匯合起來,組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共禦外敵,這一使命曆史地落在中國共產黨身上。

1935年8月1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草擬《中國蘇維埃政府、中國共產黨中央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八一宣言),不久公開發表。宣言主張停止內戰,組織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對日作戰。

12月,中央政治局在陝北瓦窯堡召開擴大會議,通過《中共中央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議》。兩天後,毛澤東在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瓦窯堡會議決議和毛澤東的報告,明確提出黨的基本策略任務是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批評了黨內長期存在的“左”傾冒險主義、關門主義的錯誤傾向。

瓦窯堡會議結束後,黨采取切實措施,推進日益高漲的抗日救亡運動。1935年底,黨中央派劉少奇到華北恢複、整頓和重建華北各地黨組織,迅速打開了工作新局麵。

1936年上半年,黨中央和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先後派馮雪峰、潘漢年到上海,與那裏的黨組織重新建立聯係,積極開展統一戰線工作。5月,愛國人士宋慶齡、沈鈞儒、鄒韜奮、陶行知、章乃器等發起成立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主張“停止內戰,一致抗日”。

與此同時,黨對駐紮在西北地區的以張學良為首的東北軍和以楊虎城為首的第十七路軍的統一戰線工作取得突破性進展。到1936年上半年,紅軍和東北軍、第十七路軍之間,實際已停止敵對行動。

但是,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方針並沒有根本改變。1936年12月4日,蔣介石親赴西安,逼迫張學良、楊虎城率部“剿共”。張學良、楊虎城在向蔣介石要求抗日遭拒後,於12月12日淩晨,采取了“兵諫”,扣留了蔣介石,並通電全國,提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等八項主張。這就是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

事變發生後,張學良連夜電告中共中央。黨中央派遣周恩來於12月17日到達西安。在弄清情況後,黨中央以中華民族團結抗日的大局為重,獨立自主確定了用和平方式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據此,周恩來與張學良、楊虎城共同努力,經過談判,迫使蔣介石作出“停止剿共,聯紅抗日”的承諾。

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成為時局轉換的樞紐,對促成以國共兩黨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起到了重要作用。從此,十年內戰的局麵基本結束,國內和平初步實現。在抗日的前提下,國共兩黨實行第二次合作已成為不可抗拒的大勢。

總結曆史經驗,加強自身建設

在中國革命進程和國共關係即將發生重大變化的轉折關頭,中共中央大力加強黨自身建設特別是思想理論建設。

紅軍長征到達陝北後,毛澤東、中共中央用很大的精力從事理論建設工作。1935年12月,毛澤東所作的《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闡明了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政策,係統地說明了黨的政治策略上的諸問題。1936年12月,他寫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總結土地革命戰爭中黨內在軍事問題上的大爭論,係統地說明了有關中國革命戰爭戰略方麵的諸問題。1937年夏,他在《實踐論》《矛盾論》這兩部體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成果的重要哲學著作中,從馬克思主義認識論、辯證法的高度,著重揭露和批判了長期存在於黨內的主觀主義錯誤尤其是教條主義錯誤,闡明了黨的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形成了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從思想理論上武裝了中國共產黨人。這些理論建設的豐碩成果,極大地推進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為迎接偉大的全民族抗戰的到來做好了政治準備和思想準備。

黨還注意加強組織建設。按照瓦窯堡會議精神,黨克服關門主義,注意發展黨員,建立健全黨的各級組織,使黨的組織和黨員隊伍得以發展壯大。

1937年5月,中共中央先後召開了黨的蘇區代表會議和黨的白區代表會議,進一步總結曆史經驗,明確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黨的各方麵建設走上健康發展的軌道,為迎接即將到來的全民族抗日戰爭,奠定了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的堅實基礎。

從大革命失敗到全民族抗日戰爭前夕這十年,是中國共產黨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堅持鬥爭並達到政治上成熟的重要時期。黨在這個時期曾經兩次經受嚴峻的考驗:一次是大革命的失敗,一次是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這兩次失敗都曾使黨的力量遭受極大的削弱,瀕臨覆滅的危險。可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分子們在常人難以想象的險惡環境中,始終表現出對未來充滿信心的革命樂觀主義和不屈不撓的頑強毅力,沉著應對,埋頭苦幹,奇跡般地度過最黑暗的時刻,開創出新的局麵。

這十年的曆史經驗證明:中國共產黨人的力量是來自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相結合,緊緊同全國絕大多數人民站在一起,堅持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的原則。這十年中,雖然黨在指導思想上幾度犯過急躁冒進的錯誤,而使革命事業遭受嚴重挫折,但是黨最終依靠自己的力量克服了這種錯誤。正因如此,黨才能夠在民族矛盾和國內階級矛盾錯綜複雜的形勢下,采取正確的方針保持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主要革命成果,邁向全民族抗日戰爭的新的曆史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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